《新唯识论》实际上是借助唯识宗之宇宙论框架，以展现儒家“大易”之“尊生”、“健有”的创生精神，并以之抗衡于唯科学主义的西化狂潮。所以一开篇，他就明确写道：“今造此论，为欲悟诸究玄学者，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”（《熊十力全集》第二卷第10页）。所谓“非知识所行境界”，即明示科学乃至一般所谓知识都只停留于形下之知性层面，无由进入形上领域；而所谓“反求实证”的“相应”，则不仅坚持传统的治学进路，而且在他看来，也只有反求实证才能真正进入形上超越的领域。显然，这是以传统的治学进路对当时唯科学主义的扬弃。至于其探索指向，则由他的“明宗”作了明确表达：“真见体者，反诸内心。自他无间，征物我之同源。动静一如，泯时空之分段”（同上）。这就是熊氏依据儒家“大易”精神对宇宙本体的勾画和描状，所谓“动静一如，泯时空之分段”自然指本体贯通动静而又超越时空的性质；而所谓“物我之同源”，则是指本体超越心物二元、超越主客对立的自在状态。由此以往，“唯识”、“转变”、“功能”以及“成色”等层层递进而又层层斟酌辨析，终于形成了一个体大而用精的宇宙论体系，最后则落脚于做人之“明心”。而他晚年的几本著作，从《乾坤衍》、《体用论》到《明心篇》，实际也都由其《新唯识论》所创造的宇宙论体系演化而来。
